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常見問題
女性毒品犯罪的刑罰適用
時間:2013-05-16來源:云南人民法院網瀏覽次數:3474

要:社會對女性抱有關懷、同情的社會期待,再加上女性的生理特性,對于女性犯罪人,刑法一般都予以較為人道的待遇。近年來女性毒品犯罪在云南省這個禁毒斗爭前沿地區呈上升趨勢。處理女性毒品犯罪人時,必須將罪刑均衡原則與刑罰個別化原則結合起來根據女性毒品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主觀惡性確定最為恰當的刑罰,同時注重加強對女性毒犯的服刑教育改造,才能使女性被組織、引誘參與毒品犯罪的情況得到有效遏制。  

關鍵詞:女性:毒品犯罪:刑罰;罪刑均衡;刑罰個別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的一輪毒品犯罪浪潮席卷我國,誘發了大量刑事犯罪和社會治安問題,影響社會安定,成為建構和諧社會的一大障礙。可以說,毒品違法犯罪已經成為我國現階段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而近年來,女性實施毒品犯罪呈上升趨勢,成為云南省這個禁毒斗爭前沿地區毒品犯罪中最突出的特點。本文擬從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角度出發,具體以云南女性實施毒品犯罪的狀況探討相關刑罰適用問題。  

一、毒品犯罪女性化的特點及原因分析  

云南地處西南邊疆,與緬甸、老撾、越南接壤,國境線長 4060公里 ,鄰近世界三大毒品產地之一的“金三角”,國際販毒集團將云南作為新的販毒通道,加上解放前這些地方原有的種植、販賣鴉片的陋習又死灰復燃,因此成為毒品危害的重災區,國外的專家也指出“橫穿中國內地的 ‘海洛因之路’已成為毒販的最佳選擇。海洛因先由‘騾子’(指運輸毒品者)從中緬邊境帶進云南,然后通過卡車或船運到廣州或深圳,最后通過貨車或藏在攜毒者體內運到香港”。這席話概括了在云南運輸毒品的幾種方式。[1]而其中女性參與走私運輸毒品的犯罪正在呈上升趨勢,主要有以下特點:  

1、主要分布于邊境、交通沿線。云南省邊民與國境外的居民在歷史傳承、宗教信仰、語言文化、婚姻風俗習慣、經濟生活等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少人同屬一個民族,他們跨境而居,相互通婚,來往親密,為販毒提供了很便利的條件。調查表明,毒品犯罪嚴重和多發地區主要是邊境、交通沿線,從毒品犯罪份子籍貫上也顯示出這一特征,地處邊境的德宏籍女性毒販占48.2%,地處交通沿線的大理、保山、開遠籍女性毒販分別占10.1%、7.6%、8.4%。[2]   

2、從犯罪主體的構成上來看,已婚婦女、文盲半文盲、農民、山區、少數民族居多。究其原因,這部分人文化程度較低,在經濟上沒有固定的來源,或者經濟來源較少,賴以生存的基礎薄弱。因此,毒品對她們帶來的高額利潤的誘惑就非常可觀,誘使她們鋌而走險。  

3、從犯罪的客觀方面來看,具有較高的糾合性。由于進行毒品犯罪等于是用生命在做賭注,迫使共同犯罪人之間具有較高的組織性、隱蔽性,成員之間相互信任、互相保護,造成了很多家庭朋友式的組合。女性毒品犯罪人之間大多數是母女、姐妹等親屬關系,并由此擴展到一村一寨。尤其是少數民族,她們由于通婚的地域范圍比較小,相互之間往往都有或遠或近的血緣關系、姻親關系,相互邀約一起犯罪,心理上容易產生相互依賴感,增強了實施犯罪行為的膽量,從而獲得精神上的安慰和安全感,一旦被抓獲就會相互包庇和掩護,開脫罪責。實踐當中幾人被抓獲,一人抵罪,其他人逃脫法律懲處的屢見不鮮。  

4、從犯罪的主觀方面來看,女性毒品犯對于自己的犯罪行為為他人吸食毒品提供了機會和條件,致使他人身心健康受到損害、家破人亡不會作什么考慮,很多認為只要不是殺人、搶人,走私運輸一點毒品,賺錢又快,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她們不會認識到她們運送的毒品在后面的環節中會對社會造成多么巨大的危害。如果一個人不能正確認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那么他就很難正確地去對待處理個體與社會的關系,也就不能期望其對家庭和社會負責。大多數女性毒品犯自以為是為了家庭、兒女,為生活所迫,從而不能考慮到對社會的危害,個別人還隱藏著對社會的不滿、敵視甚至報復的想法。  

5、在行為方式上以體內帶毒為主。女性自身的生理特點也是區別于男性運毒的重要特征之一,女性販毒存在著其自身的便利性。大部分女性在實施走私運輸毒品犯罪時都會采用體內藏毒的方式。當然,女性利用自己本身生理構造的特殊性來攜帶毒品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手段,大部分的這類案件邊防、公安機關也可以比較順利的偵破,社會危害性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6、懷孕及哺乳期婦女實施毒品犯罪增加。云南德宏公安邊防支隊在2002年的12月共破獲85起人體販毒案,抓獲販毒嫌疑人134人。查獲毒品22公斤;2005年上半年,共查獲孕婦體內帶毒案件113起,其中哺乳期婦女體內帶毒案件98104人,全部帶有小孩。[3]抗拒抓捕的手段也是越來越讓緝毒機關措手不及。涼山州這類女性毒品犯罪有一個公式化過程:先故意懷孕,之后開始毒品犯罪,到云南購買毒品,經成昆鐵路線或公路運往涼山州境內(或再往成都方向),一些人甚至在小孩出生哺乳期過后(如果還未被抓獲)就將其販賣。這一毒品犯罪模式是目前當地司法機關處理毒品犯罪案件時面臨的最大難題,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采用這一模式進行毒品犯罪活動。[4]她們的零星販毒行為由于其身體的特殊性不能追究刑事責任,被當地群眾稱為“有合法執照”的毒販。原因在于我國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時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所以現在販毒集團就鉆這條法律空子,遙控指揮,使用“人海戰術”,大量誘騙、雇傭特殊人群和孕婦、殘疾人、兒童等弱勢群體運送毒品。筆者曾遇到過這樣的案件,幾名四川省涼山州金陽縣的彝族婦女和其中一人的丈夫一同到孟連后,四名婦女將毒品藏于體內毒返回四川,到永仁時被抓獲。雖有證據表明其中一人的丈夫可能是整個犯罪的組織者甚至是販賣的貨主,但四名婦女中有二人在抓獲時均系懷孕待產的婦女,永仁警方由于沒有處理條件,便在兩名孕婦尚未完全排除嫌疑的情況下作了一次訊問后將二人送交金陽縣警方,致使在案的那名婦女的丈夫雖然被抓獲,但因證據不足最后作了無罪處理。  

二、對女性毒品犯罪適用刑罰的原則  

完善的法律對策,是綜合治理毒品犯罪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國《刑法》第347條規定:“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無論數量多少,均應當追究刑事責任”。該條的第2款規定對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最高可判處死刑。總則的第4條還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因此,面對女性利用其特殊條件越來越多的參與毒品犯罪活動的嚴峻形勢,我們應當嚴格依據刑法的規定,運用刑罰手段予以堅決地打擊。  

1、對我國刑罰適用原則的兩種理解  

對于我國刑罰的適用原則,目前理論上有兩種理解。一是認為我國的刑罰適用原則是罪刑相適應[5],即根據罪行的大小來決定刑罰的輕重.其基本含義是:罪輕規定輕刑、輕判,罪重規定重刑、重判,罪刑相當,罰當其罪。罪行大小的含義,既以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為基礎,又要適當考慮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二是認為我國的刑罰適用原則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6]其含義是犯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也應判處其相應輕重的刑罰,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做到既要與行為人的犯罪行為相適應,同時還應當與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所以稱為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筆者認為,這兩種理論觀點都來源于對《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的字面理解,但從立法本意看,都值得商榷。  

2、我國刑罰的適用原則應為罪刑均衡和刑罰個別化的統一  

首先,犯罪分子所犯罪行是指行為人所實施的具有社會危害性、違反刑事法律、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是行為人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符合我國《刑法》規定犯罪的犯罪構成的行為。其次,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即刑罰的有無取決于刑事責任的有無,刑事責任的輕重程度決定刑罰的輕重程度。除犯罪行為外,刑事責任的輕重還取決于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的性質和輕重程度,這實際上體現了刑罰個別化原則。所以,我國《刑法》中的刑罰適用原則是罪刑均衡和刑罰個別化的統一,這二者的統一也與刑罰懲罰犯罪及預防犯罪的目的緊密相連。刑罰的首要目的是對犯罪的報復,這不但是公平與正義的要求.而且也是現實中人類情感的需要。罪刑均衡恰恰體現了這一刑罰的目的.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就需要重罪重判,輕罪輕判,罪刑均衡,使刑罰具有一定的威懾作用。同時,預防犯罪也是刑罰的目的。罪刑均衡原則雖然有助于實現刑罰的公平與正義,但是在預防犯罪方面卻是失敗的。刑罰個別化的理論之所以產生,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罪刑均衡原則在預防犯罪方面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按照刑罰個別化原則,在案件的裁量中,法官可以根據刑罰個別化原則,在具體案件中根據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確定最為恰當的刑罰,有針對性的進行懲罰和教育。從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罪刑均衡原則體現了刑罰懲罰犯罪的目的,而刑罰個別化則體現了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正如懲罰犯罪與預防犯罪的刑罰目的不可偏廢一樣.罪刑均衡與刑罰個別化二者也是緊密聯系、不可或缺的。  

3、將罪刑均衡原則與刑罰個別化原則結合,準確地適用刑罰,有效打擊女性毒品犯罪  

學者Pollak研究女性犯罪時指出,由于一般社會人士 (包括司法、執法人員)對女性抱有關懷、同情的社會期待,再加上女性的生理特性,女性犯罪具有隱秘的特征,較不易被發現。[7]對于女性犯罪人,刑法一般都予以較為人道的待遇。隨著社會的進步,對待女性犯罪人的態度越是寬容,我國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時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基于此,孕婦和哺乳期內的婦女被越來越多的誘騙、雇傭運送毒品。在處理女性毒品犯罪人時,必須將罪刑均衡原則與刑罰個別化原則結合起來,將罪刑均衡原則作為基礎性原則,把刑罰個別化原則作為校正性原則,科學的適用刑罰,既不放棄對毒品犯罪的打擊,又要在科以刑罰時根據女性毒品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主觀惡性確定最為恰當的刑罰,體現刑罰的人道性。  

三、司法實踐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1.完善刑事訴訟中有針對性的強制措施  

在上面筆者已經提出應將罪刑均衡原則與刑罰個別化原則結合,有效打擊女性毒品犯罪,但是我們在考慮刑罰適用之前,必須完善對特殊人群采取的強制措施,既要有利于保證刑事訴訟的順行進行,又要注重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現階段取保候審、監視居住這兩種針對不宜關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規定的強制措施,在司法實踐中常常難以實現其被刑事訴訟法設定的目的,不能完全有效的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  

①可參考英國為被保釋者居住專門提供保釋旅館的做法,建議增加“專門場所”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指定的居所并列規定,作為可以執行監視居住的地點,供公安、司法機關從中選擇采用。把處在懷孕期、哺乳期的毒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安置在專門場所,待其懷孕期、哺乳期過后再視情況作出相應懲罰決定,一能降低其逃逸的可能性,二能讓其知道暫不處罰不等于不處罰,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犯罪分子鉆“法律空子”的基礎。雖然增加專門場所會給我國帶來警力、物力的壓力,但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集中在專門場所比將其分散在本人住所、指定的居所或抓捕逃逸的被監視居住人所耗費的警力、物力要少。[8]   

②考慮增設“逃保罪”,擴大脫逃罪的犯罪主體范圍,增加其逃跑成本,加大對潛逃行為的打擊力度。對于取保候審可借鑒英國的做法,規定:被取保受審人違反應當遵守的法定義務單獨構成新的犯罪,與原罪實行數罪并罰,[9]《刑法》第161條第1款僅只是規定:“依法被逮捕、關押的犯罪分子脫逃的除按其原犯罪行為判處或者按其原判刑期執行外,加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考慮將依法被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犯罪分子增加到此條的主體范圍中,規定以逃保罪定罪處罰,以利監視居住的執行。  

2、控制對女性毒品犯罪人的死刑適用  

自刑法規定了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死刑以來,我國在毒品犯罪方面適用死刑的幅度急劇增長。其原因同我國的歷史與現行刑事政策密不可分,同我國在打擊毒品犯罪時的急功近利的心態息息相關。死刑的嚴厲性和對犯罪分子的威懾作用是其他刑罰不可比擬的,以剝奪生命的死刑作為手段去阻止毒品犯罪,不僅能在很大程度上威懾犯罪分子,更可以節約對犯罪分子懲罰的成本,這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理念。因此,死刑是我國打擊毒品犯罪、遏制毒品蔓延的重要武器之一。但是但毒品犯罪蔓延到今天,境內外的販毒集團仍然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繼續實施毒品犯罪活動.竭力開辟“中國通道”。有一部分吸毒人員,為獲得吸毒資本,不惜“以販養吸”。因此,眾多的吸毒人群,成了毒品犯罪的“后備軍”。在死刑的威懾下,毒品犯罪分子并沒有停止犯罪行為。相反在暴利的刺激下,明知毒品犯罪可能判處極刑,仍然帶著僥幸心理進行毒品犯罪,因此,死刑只能作為一種懲罰手段而不能作為預防毒品犯罪發生的一種手段,死刑對毒品犯罪的威懾力也是有限的。  

在司法實踐中,被判處死刑的毒犯很多是弱勢群體,他們為生活所迫,在暴富心理驅使下被人利用而走向犯罪道路,而真正提供資金、毒品,組織策劃毒品犯罪,獲取最大利潤的大毒梟卻不易被抓獲,而其中的女性毒販因其自身生理特點提供的便利性,以及性別決定的男女社會分工不同,大部分成為毒品犯罪集團中的馬仔和工具。所以,對于一般的毒品犯罪人,特別是其中的女性,適用死刑并不能真正遏制毒品的蔓延。我們對那些販賣、運輸毒品數量雖已達到死刑標準的一般毒品犯罪人,被捕后有檢舉、揭發其他毒品犯罪立功表現的;被脅迫、被引誘參加犯罪的;屬偶犯、從犯或者有其他從輕、減輕情節的都不應當判處死刑,應嚴格堅持“可殺可不殺的,不殺”這一原則。  

3、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及時審理懷孕、哺乳期婦女涉毒案件  

 2007年11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下發的《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對懷孕、哺乳期婦女走私、販賣、運輸毒品案件作了新的規定。 20081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五庭的高貴君庭長強調,司法實踐中辦理這類案件還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一是要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嚴厲打擊幕后組織、策劃和指揮者,對組織利用、教唆孕婦、哺乳期婦女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從重處罰;對孕婦、哺乳期婦女參與毒品犯罪情節較輕的,或者具有自首、立功、被脅迫參加犯罪、坦白等法定或者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依法予以從寬處罰。二是要積極妥善解決涉及孕婦、哺乳期婦女的案件管轄、強制措施等問題。對其可以依法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并根據被告人具體情況和案情的變化及時變更強制措施,但不能放任不管,拖延訴訟。三是對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不妨礙訴訟進行的,要及時依法起訴和審理,以有效遏制利用孕婦、哺乳期婦女進行毒品犯罪的蔓延勢頭。  

4、完善服刑教育機制,提高刑罰執行效果   

刑罰的適用,并不是簡單的依照刑法規定和被告人的罪行對其確定刑罰的種類以及執行刑罰的時間、期限,要實現刑罰的法律效果,達到教育人、改造人以及震懾犯罪的目的,還必須通過加強對涉毒罪犯的教育改造,對涉毒女犯形成一套完整的監管教育機制。一是堅持嚴格管教制度。通過在監獄這種封閉的服刑場所強制一定的生活、勞動,進行法制教育,讓服刑的人員對所犯罪的行為認知必須改變,強化刑罰的震懾效果,使她們在心理上對刑罰產生畏懼,以減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同時以警示其他女性,減少女性犯罪帶來的腐蝕性后果;二是在服刑期間,要加強對女性毒犯的保護。山根清道指出,女性犯罪的一大原因是對她們的保護不夠,在社會生活中容易產生障礙。[10]女犯情感脆弱、愛面子,更害怕當眾受到批評,加之社會偏見使人們對女犯的寬容度較低,女犯的人格更易受到侮辱、踐踏。因此對女犯的批評教育、管理應當注意場合及方式,組織女犯生產勞動必須注意女犯的生理特點并實行特殊保護。三是要充分運用母愛的力量。母愛的力量往往超出人們的正常想象,要讓女性毒犯充分了解毒品對社會特別是下一代的危害,充分認識母親犯罪會對孩子產生的不良引導,力爭通過母愛喚醒她們,讓她們自覺地拒絕毒品、遠離毒品。  

面對女性毒品犯罪的上升趨勢,我們只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強繩,完善刑事訴訟的各項措施,將罪刑均衡原則與刑罰個別化原則結合,準確地適用刑罰,充分發揮刑罰打擊犯罪,預防犯罪的功能,加強對女性毒犯的服刑教育改造,才能使女性被組織、引誘參與毒品犯罪的情況得到有效遏制。但是,刑罰不是萬能的,不能簡單依靠刑罰來打擊毒品犯罪,相信隨著我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法律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女性涉毒犯罪將會得到真正控制和治理。  



參考文獻:  

1、高巍著:《販賣毒品罪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馬克昌主編:《刑罰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3、桑紅華:《毒品犯罪》,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楊士隆:《犯罪心理學》,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5、周道鸞:《刑法的修改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6、高銘暄:《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7、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版。  

8、菲利:《實證派犯罪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版。  

9、陳興良:《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版。  

10、張明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1997版。  


[1] 伊恩.多賓森:《華人有組織犯罪——澳大利亞與東南亞之間的海洛因販運》,崔敏:《毒品犯罪趨勢與遏制對策》。警官教育出版社。  

[2] 吉龍祥,王玉立,龐濤:《云南邊境地區女性毒品犯罪探析》,《云南法學》,1997(4)  

[3] 課題組:《云南省德宏州毒品犯罪及禁毒情況調查報告》,《云南警官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第29頁。  

[4] 謝晶:《涼山彝族自治州女性毒品犯罪對策研究》,《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091月第24卷第1期,第123頁。  

[5] 周道鸞:《刑法的修改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頁。  

[6] 高銘暄:《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版,第30頁。  

[7] 楊士隆:《犯罪心理學》。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頁。  

[8] 錢雪棠:《論監視居住的適用和完善》,《中國刑事法雜志》2005年第5期。  

[9] 徐靜村、潘金貴:《論英國保釋制度及其借鑒意義》,載陳衛東:《保釋制度與取保候審》,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 年版,第146147頁。英國1976年 《保釋法》規定:如果被保釋人未自動歸案且無正當理由或者未在指定期日之后合理時間內到指定地點自動歸案,構成犯罪 (潛逃罪或藐視法庭罪)1976年《保釋法》規定了擔保人違法擔保的制裁措施:如果某人與另一人約定,由他對另一人作為擔保人而承擔的保證被保證人自動歸案責任進行補償,則承諾補償人或擔保人均構成犯罪。  

[10] [日]山根清道:《犯罪心理學》,羅大華等譯。群眾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頁。   

德州扑克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