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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會關鍵是促進司法公信力
時間:2013-05-16來源:本站原創瀏覽次數:3857
行政訴訟被稱為“民告官”,承載著法治政府的夢想。我國的《行政訴訟法》自1990年開始實施,迄今已24年,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民告官依然面臨著重重困境,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此次《行政訴訟法》的大修,對解決問題能夠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圍繞這些問題,《中國科學報》記者專訪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易繼明。

  《中國科學報》:數據顯示,全國每年行政糾紛引發的信訪高達600萬件,而通過行政訴訟解決的只有10余萬件。這說明了什么問題?

  易繼明:“信訪不信法”,原因很復雜。既有“官本位”“民不與官斗”等社會歷史文化因素,也有司法救濟渠道不暢、司法公信力不足等問題。

  林莉紅教授對8000余名受訪者進行調查,認為行政訴訟制度能保護老百姓合法權益的僅占17.4%;部分調查對象甚至認為即使贏了官司,也是“輸一輩子”。

  “信訪不信法”的社會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制度設計和體制機制中沒有樹立法律和司法的權威。試想,法院在人財物等方面均受制于地方政府,法院能夠真正做到獨立行使審判權嗎?

  《中國科學報》:據報道,目前我國民告官勝訴率從10年前的30%降至10%,其原因是什么?

  易繼明:我國法治進程從總體上講是在不斷加強。不過,這一進程也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有起伏、有波折的,不是直線上升,而是呈波浪型。

  1990年《行政訴訟法》實施,意味著“民”可以告“官”,被視為“人治時代的終結,法治時代的開始”,當時引發了海內外輿論的歡呼,突顯了廣大民眾對法治國家的向往。但從施行效果來看,“民告官”卻并不理想,最近10年甚至陷入了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王振宇法官近日稱,行政訴訟案件原告勝訴率由10年前的30%以上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

  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民告官”勝訴率也偏低。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012年的統計表明,我國民告官勝訴率為12.4%,低于全球較為常見的20%到30%。

  《中國科學報》:我國民告官具體存在哪些困境?

  易繼明:綜合來看,目前民告官面臨的困境集中在立案難、審判難、勝訴率低、執行難等問題。這其中,有制度因素,也有觀念因素。例如,“長官意識”之下,行政首長不愿意出庭應訴,覺得輸了官司就是“丟了面子”。當然,民告官困境之根本原因,還是體制使然。

  地方政府干預行政案件的方式很多。例如,有的地方行政機關直接干預法院的立案,拒絕出庭應訴,以“服務大局”等為由要求法院作出不適法的裁決。在我國現行的體制設計中,行政權力過大,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監督,是一個較為突出的問題。

  《中國科學報》:上述困境應如何解決?此次《行政訴訟法》的修改對問題的解決起到哪些作用?

  易繼明:民告官困境在于體制,體制問題歸根到底還需要從體制入手解決:一方面充分保障老百姓的訴權;另一方面,進一步強化司法權威,避免行政干預,讓法院能夠真正地獨立行使審判權。

  此次《行政訴訟法》的修改,基本遵循了這一思路。首先是增加一個條款進行原則性規定:“人民法院應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起訴權利,對應當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這一條雖然只是原則性規定,帶有宣示性,但卻表明了行政訴訟法的價值取向和基本的法治精神。

  在保障老百姓訴權方面,新法作出了很多規定。比如,擴大受案范圍,將對征收、征用及其補償決定不服的,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違法集資、攤派費用的,沒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會保險待遇的行政行為納入了受案范圍。這些規定,都旨在為老百姓訴權提供充分的保障。

  行政訴訟是一種“民告官”,“民”與“官”之間地位不平等,而相應的程序法律規范就是要矯正這種不平等,提高弱勢一方的訴訟地位,維護弱勢一方的利益。此次修法,從價值取向到具體規則設計,都體現了這一理念。

  《中國科學報》:行政訴訟法修改以后,民告官案件是否會大量增加?

  易繼明:修法本意在于暢通司法渠道,目的是希望將官民對抗的社會沖突納入司法軌道。新法第一條增加“解決行政爭議”之立法目的,頗具深意。

  當前社會矛盾紛繁復雜,如果民眾能夠“信法”而不是“信訪”,那么民告官案件大量增加,也不失為一種好現象。任何一個國家都有一定的行政訴訟案件保有量,行政爭議都能夠通過司法途徑解決或化解,這是一個社會司法公信力的體現,也是法治社會的一種常態。

  從根本上提高人們的依法維權意識,一方面保障司法解決糾紛的渠道暢通,法院為主導的審判公正;另一方面,加強法治教育,增強普遍的規則意識:以依法行政為前提,全民守法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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