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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殷飛律師出版“監獄行刑書籍”在新華書店上市
時間:2013-05-16來源:本站原創瀏覽次數:4150
 

監獄行刑內容的準確定位

摘要部分

監獄作為國家機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監獄行刑的問題一直受到社會的關注,而準確定位監獄行刑的內容隨著社會主義法治進程,已經迫不及待地需要改革;我國監獄行刑呈現低效運行的態勢,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有一定差距,必須加快其改革步伐。監獄行刑在實踐中,存在著理論上的脫軌,這是法治進程的表現,當前監獄行刑的內容已經不再是以懲罰性為主的單一模式,而是應當符合世界性標準的人權主義為主,以我國法治社會主義國家監獄體制,貫徹的方針是“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因此,本文著重以監獄行刑內容的準確定位為主,結合新中國以來監獄理論研究的成就,以實踐中發現的問題,參照國外監獄行刑的內容,對我國監獄行刑內容的準確定位進行初步探討。

 

一、我國(新中國)傳統監獄行刑的內容

(一)我國傳統監獄行刑內容的歷史

自新中國成立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依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七條的規定,為了懲罰一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并且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特制定了《勞動改造條例》。這是新中國監獄工作及其獄政管理工作的第一部法規,從此,監獄工作、獄政管理工作開始邁入了法制化建設中,它也一直影響著新中國對監獄行刑內容的首次定位。

《勞動改造條例》中,以“勞動改造機關對于一切反革命犯與其他刑事犯所施行的勞動改造,應當貫徹懲罰管制與思想改造相結合、勞動生產與政治教育相結合的方針”突顯出了當時國家背景下,對于犯罪人員的核心是懲罰與勞動,該“二個結合”的方針明確定義了犯罪人員改造是通過接受懲罰及勞動來改造成為新人。其中,《勞動改造條例》也提及到“凡是犯人在刑期滿了臨釋放的時候,自愿留隊就業,或者無家可歸無業可就業、或者在地廣人稀地區可能就地安置的,勞動改造機關就應當組織他們勞動就業。”這充分體現出了這一時期的行刑主要內容,以強制勞動改造為主,注重對勞改人員人身權利的剝奪,并將監獄行刑的勞動改造列入國家生產建設總計劃內。在行刑體系上,并未對監獄管理制度、生活管理、獎懲等方便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而是一味地依靠勞動去衡量改造犯罪人員的標準。雖然在《勞動改造條例》中規定了取保、家屬接見和通訊的權利,卻未對人生自由的問題進行規定,但對于人身自由的權利不言而喻是完全剝奪的。

直到1962年,由公安部制定頒布了《勞動改造管教隊工作細則》,它從監獄的管理制度、生活管理等作出了較為明確的規定,有效地彌補了《勞動改造條例》的不足。對強制勞動改造的思想具有轉折點的是19647月,全國第六次勞改工作全會議的召開,它結合了《勞動改造條例》及社會主義的精神,首次提出了“改造第一,生產第二”的改造方針,解決了之前監獄以生產為首的方針及“三不一高(不死人、不逃跑、不出事故、工效高)”的標準,明確要求堅持“四個第一(改造第一、思想教育第一、教育說服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堅持貫徹“兩個從嚴從寬(反動思想的批判斗爭從嚴,處罰加刑從寬,在制度范圍和可能條件下生活待遇適當從寬)思想。通過此次會議,監獄行刑內容在本質上發生了改變,逐步從勞動第一轉移到了針對犯罪人員的改造為重心,對監管制度完善作出了貢獻。

1983年,我國的監獄工作和勞教工作正式從公安部劃歸司法部領導,并于1984年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改、勞教工作會議提出了具體對監獄制度和監獄管理作出了具體的安排和部署。隨著我國在法治建設步伐的加快,1994年以“罪犯改造成為遵守法律自食其力的公民”的指導思想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以“懲罰和改造罪犯,預防和減少犯罪”為宗旨,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上通過了。這不僅標志著我國的罪犯改造工作主要由監獄行政法規調整轉變為主要由監獄法律進行調整,同時也使罪犯改造工作進入了法治化階段[1]

(二)我國(新中國)傳統監獄行刑內容總結

“執行乃法律之終局果實”[2] ,完善的監獄行刑制度才能達到行刑的目的,也最終反映出刑罰執行的使命。我國自從制定《勞動改造條例》開始,提出了貫徹懲罰管制與思想改造相結合、勞動生產與政治教育相結合的方針;在該條例的指導方針下,監獄行刑的內容可以概括為:

1.實行強制勞動改造政策。《勞動改造條例》第二十五條:勞動改造必須同政治思想教育相結合,使強迫勞動逐漸接近于自愿勞動,從而達到改造犯人成為新人的目的。監獄的行刑內容應當明確犯罪人員接受改造,能夠重新回到社會。當時,基予社會條件的限制,出于發展生產的需要,“勞動改造”過分地強調生產,以生產的量來衡量一個犯罪人員的改造表現,忽視了監獄行刑的目的--把罪犯改造為新人。

2.實施嚴格監管制度。《勞動改造條例》第十四條監獄對犯人應當嚴格管制并嚴密警戒,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單獨監禁。由于我國受封建法制思想的影響,新中國建國以來,“報應刑”思想根深蒂固。對罪犯的嚴厲懲罰被視為是天經地義的。嚴格管制是對監禁刑的執行的一個重要特征。然而,實踐證明,這樣的嚴格監管使罪犯打下了標簽,扭曲了人格,罪犯之間還不可避免地交叉感染。犯罪人員經過改造以后,還是需要回到社會中生活,如果長時間的脫離社會群體,對犯罪人員回歸社會帶來障礙。

3.粗放性教育制度。在監獄的教育工作中對事不對人,而且是一種強迫方式的灌輸式教育法,不考慮方法對不對,也不考慮罪犯能否接受。犯罪人員也是人,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心里特征,犯罪原因也不盡相同。然因此后只有進行分類、個別性教育,才能取得好的教育效果,讓犯罪人員所接受。

4.監獄封閉化管理。在我國,監獄的設置大多地處偏僻,并且有著高度隔離的封閉措施,監獄完全與外界社會相隔絕,在里面生活的服刑人員常年接觸不到“外面的社會”,每天按照要求作息、每天按部就班地進行著勞動,如同車間里的工具,對外面的社會發展也無法得到了解。

“監獄監禁刑在刑罰適用中一直處于主導地位,監獄運行及行刑現狀與問題就是我國刑罰執行現狀和問題的最好表征[3]”。如此狀況不利于罪犯的改造。

圍繞著《勞動改造條例》為基礎的監獄法規的前提下,1962年以后,監獄行刑的核心方針也逐步在改變,“改造第一,生產第二”的思潮在監獄行刑過程中展開,改變了以前重生產輕改造的情況,并且就監獄監管、監獄制度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了研討,提出了新時期監獄工作的任務和發展方向。監獄法治建設逐步得到發展,在監管實踐中也逐步摸索并制定了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監管制度。到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頒布,我國監獄行刑內容有了巨大的變化,如分押分管分教、改造工作向前、向后、向外延伸、改造生產雙承包制等。在此基本上,進一步地提出了依法治監、建設現代化文明監獄的要求。

二、     行刑社會化的趨勢對監獄行刑內容的影響

(一)行刑社會化的發展趨向

為避免自由刑的弊端,19世紀末,20世紀初,許多國家開始倡導監外勞動,他們認為,監外勞動可以使罪犯汲取更多新鮮空氣,有更大的活動天地,讓他們的心情不再封閉,可以有效避免監內勞動造成的精神抑郁和沉悶,監外勞動可以為罪犯在監內生活和監外的社會活動之間建立一個中間過渡地帶,使罪犯逐步適應社會,不致回歸社會后無所適從。4美國學者巴特勒斯指出:矯正的任務包括在罪犯與社會之間建立一種密切關系,以使罪犯恢復與社會、家庭的聯系。5在我國,監禁刑的適用一直延續至今,在行刑過程中,如果沒有恰當的調節,沒有相應的監督和管理機制,便會出現刑釋人員重蹈覆轍,重新犯罪,對社會造成二次危害的結果。因此,讓犯罪人員在回歸社會之前去接觸社會,了解現實社會,以便將來適應社會的生活環境,這對于犯罪人員重新進入社會生活、社會接受犯罪人員以及監獄行刑的成功改造都是有利的。

行刑社會化的提出和實施使刑罰的重心由根據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對犯罪行為人實施必要的懲罰轉向依據犯罪主觀惡性對其實行矯正和改造,監獄的結構也由封閉走向開放,行刑內容由懲罰轉向教育,整個行刑活動緊緊圍繞罪犯重新回歸社會而展開。所以說行刑社會化是刑罰不斷進化的結果,是民主、法治、人道思想在現代行刑中的具體體現,也是兼顧報應和和功利的一種刑罰的重要特征。同時,它還是一種結合刑罰標準的實際需要和發展,充分有效地調動和利用綜合社會資源,使刑罰執行制度和方式與社會化同步的一種有效手段和方法。6近年來,行刑社會化的目標就是要避免犯罪人員不與社會安全隔離,讓其與社會保持適度的接觸。按照現代法學理論,當今的刑罰執行已不再是純粹地對罪犯實施懲罰,而是要在懲罰的基礎上,通過各種矯正措施的落實,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使他們能夠順利地以健全健康的人格回歸社會。

縱觀刑罰的進化的過程:刑罰體系的中心由死刑、肉刑轉向自由刑,刑罰由繁到簡,刑罰由嚴酷到緩和,刑罰由注重已然轉向注重未然。7這些都向我們表明:刑罰輕緩化是人類文明程度提高、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標志,是歷史的必然,正如陳興良教授所言:就當今世界的一般潮流而言,短期自由刑成了適用率最高的刑罰,而長期監禁、終身監禁和死刑則退居無足輕重的地位。8監禁刑作為我國長期以來的傳統行刑方式,一直以來備受關注,在刑事處罰中,人民普遍認為犯罪就等于坐牢,就應當被羈押于監獄,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行刑理論探討問題中,提出了順應時代發展的新理論,即向社會化行刑發展,以代替監禁刑的方式,對犯罪人員進行改造,樹立正確的改造觀念、讓犯罪人員不與社會所隔離,與社會的發展同步。

當今社會是一個注重人權保障的時代,監獄行刑的人權問題也受到了國家的重視,從確立罪犯人權保障的平等性出發,逐步放開監禁行刑方式,推進社會化行刑,這將有利于防止二次性犯罪。

(二)“首要標準”的提出對未來監獄執行的思考

周永康同志在全國政法系統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錦濤總書記重要講話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對于必須收監關押的罪犯,監管場所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通過創新教育改造方法,強化心理矯治,提高罪犯改造質量,真正使他們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要把刑釋解教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率作為衡量監管工作的首要標準,確保教育改造工作取得實效。”2008年周永康同志代表黨中央對監獄執行提出“首要標準”的要求,體現出了監獄的重心轉變,改變了教育改造服從并服務于生產的觀念,把刑釋解教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率作為衡量監管工作的標準。
從根本性而言,監獄的目的是為了改造罪犯能夠重新回到社會,并且為社會做出貢獻。“首要標準”的提出將打破傳統的行刑模式,實行了“5+1+1”教育改造模式和勞教六三制教育規定,全面落實分類教育、個別教育、一人一策等制度,刑期變成學期,讓教育矯治更加科學9。尤其是監企分開的實現,突出了以改造人為核心、保障監獄改造規范運行的制度體系初步形成,彰顯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下的行刑機制不斷向國際統一化靠近,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真正地做到監獄行刑的目的是使罪犯能夠成功改造,再次回到社會,成為社會有用的人。現代行刑制度已不再是單純地對罪犯實施懲罰,而是在懲罰的基礎上,矯正罪犯的犯罪思想和行為。
盡管教育不是萬能的,但是缺少教育卻是萬萬不能的。2008年司法部制定了《監獄教育改造工作規定》,其中提出:監獄教育改造工作的任務,是通過各種有效的途徑和方法,教育罪犯認罪悔罪,自覺接受改造,增強法律意識和道德素養,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將其改造成為守法公民。教育改造在監獄行刑過程中逐步受到重視,針對犯罪人員大多數呈現出來法律素質、道德素質、文化素質低下的情況,《監獄教育改造的改造規定》根據犯罪人員的犯罪類型、犯罪原因、惡性程度及其思想、行為、心理特征,堅持因人施教、以理服人、循序漸進、注重實效的原則進行教育改造,有利于犯罪人員重歸社會做個守法公民,有效地防止了二次犯罪的概率。對于監獄教育改造的內容,現代監獄行刑中不單純的只是讓其接受被動的受教育,而是爭取積極地加入教育,主動接受教育改造,并且在監獄內設立了教育改造的場所。除此之外,社會幫教、心理矯治也進入了監獄內,有效地促進了我國監獄行刑的改造質量。

三、我國現代監獄行刑內容的明確

()勞動改造的法治健全化

勞動改造作為我國監獄行刑的重要內容,圍繞著“以人為本,依法治監”的法治建設精神。從法治化的角度考慮,逐步健全監獄法律體系,使監獄管理制度有法可依,與時俱進,構建更完備的理論基礎,更全面地發揮勞動改造,開創新的局面。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監獄作為國家機構組成的重要部分,擔負著依法執行刑罰和改造犯罪人員的職責。目前,我國在監獄行刑中的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監獄行刑作為刑事處罰的最后一個關鍵,它必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相互聯系,而監獄行刑的主要目的是改造犯罪人員,能夠重新回到社會,做一名守法的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作為1994年所頒布的第一步監獄法典,它全面總結了我國監獄發展過程中值得保留的學習經驗和適合我國國情的監獄行刑內容,從我國(新中國)的監獄發展來說,自1954年的《勞動改造條例》中規定的“兩個結合”片面地在監獄行刑過程中追求經濟利益,是否達到生產效率放在了第一位,并且出現了單純懲罰犯罪人員的違法現象等,致使依法治監成為擺設。1964年的第六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重新對監獄行刑內容確定了“改造第一,生產第二”的工作方針,從本質上開始對犯罪人員的改造問題轉變過來,重新審視了勞動改造是犯罪人員的基本手段,并非第一手段的監獄行刑觀念。隨著時代的變化,90年代以后,監獄行刑內容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以人為本,依法治監,已成為監獄法治建設的重要體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在我國實行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也首次明確了犯罪人員的法律地位和權利義務,這是走向法治化的第一步,但對于國外監獄法治化健全的國家而言,我們還處于一個初級階段,但對于日益變化的社會及相關法律的修改,監獄行刑具有一定的滯性,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未對“罪犯的勞動改造”設置專章規定過于分散,內容不夠全面,規定本身又過于籠統、概括,不夠具體,加之《監獄法實施細則》尚未頒布,導致整體操作性較弱。因此需要盡快制定監獄法實施條例來進一步完善與新《刑法》、《刑事訴訟法》的銜接,使我國監獄行刑的法律體系逐步完善,創建出一套屬于我國特色的監獄法律體系。

《俄羅斯聯邦刑事執行法典》對被行刑人員都做了具體明確的規定。其中,在第十四、十五章節中,均有規定被判處剝奪自由的人的參加勞動、勞動的條件、勞動報酬、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獎勵、處罰、關押模式。行刑人員的勞動報酬規定中,充分地體現出了與我國不同的一面,自我國改變監企分開時,關于行刑人員的勞動報酬的問題就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我國《監獄法》第72條規定,監獄對參加勞動的罪犯,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給予報酬,這是我國法律第一次對監獄服刑人員的勞動報酬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但是,關于服刑人員的勞動報酬仍未進入系統、規范的實施和保障狀態,盡管部分監獄,特別是近幾年監獄體制改革試點省(區、市)的監獄已根據有關規定向服刑人員發放勞動報酬(在服刑人員個人使用的勞動補償費項目下支出),其積極作用已有顯現,但目前的做法相當粗泛,也還沒有全國通行的規范化制度,各地的試行標準和執行方式差異較大,包括提取標準、分配與結算方式、個人賬戶管理以及支出范圍和方式等相關程序和內容還缺乏科學的論證和規范。但針對報酬的發放、管理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具體的發放、管理還需要全面的完善,例如制度監獄法實施的細則。

我國《監獄法》第72條規定,監獄對參加勞動的罪犯,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給予報酬,這是我國法律第一次對監獄服刑人員的勞動報酬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但是,關于服刑人員的勞動報酬仍未進入系統、規范的實施和保障狀態,盡管部分監獄,特別是近幾年監獄體制改革試點省(區、市)的監獄已根據有關規定向服刑人員發放勞動報酬(在服刑人員個人使用的勞動補償費項目下支出),其積極作用已有顯現,但目前的做法相當粗泛,也還沒有全國通行的規范化制度,各地的試行標準和執行方式差異較大,包括提取標準、分配與結算方式、個人賬戶管理以及支出范圍和方式等相關程序和內容還缺乏科學的論證和規范。[10]對于報酬的提議,參考國外的做法,建議罪犯勞動報酬在支配和用途上應同時兼顧罪犯的監獄生活、罪犯出獄后的生活以及被害人、罪犯家屬的利益等。可將罪犯勞動報酬的用途分為四項:第一用于建立受害人的賠償基金,占報酬的30%;第二作為罪犯支配金,用于罪犯中的日常支出,占報酬的30%;第三用于資助罪犯家屬,占報酬的20%;最后一項作為刑滿釋放儲備金存入罪犯賬戶,平時限制使用,在罪犯釋放時一并發放,占報酬的20%[11]

(二)人身管制的權利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標志著我國人權的制度保障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在我國監獄行刑意識中,中國歷來是一個以“社會為本位”的國家,強調個人服從集體,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監獄行刑一直沒有切實做到充分重視每一名罪犯的人格特征、個人差異性,在此基礎上展開一系列的管理與教育改造,罪犯個人被整個罪犯群體所淹沒,成為提高改造質量的瓶頸[12]對于監獄行刑理論體系來說,實踐中我國長期以來沿襲歷史上學習前蘇聯的監獄模式,主要采取以“刑”為本位來建構監獄學的理論體系,而不是以“受刑人”為本位來構筑的所謂“人本位”的監獄學體系。13在人權問題日益彰顯、各類矛盾日漸凸顯的今天, “以人為本,依法治監”的指導思想下,在監獄行刑過程中,應當著重強調個別預防及有效地科學改造方法。

“依據法理,法律沒有限制或剝奪的權利,受刑人都可以享有,監獄機關都應當依法予以保障。但由于受刑人特定法律身份和特殊人身狀態的限制,導致其享有的一些權利無法行使"14如未被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受刑人應當享有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實際上,在監獄內服刑的受刑人只能享有選舉權,而不可能享有被選舉權,而其享有的選舉權有時也不能被很好的保障。15再如我們應當尊重受刑人的通信權,但是受刑人的通信權出于監管場所安全、改造的需要,來往信件、包裹等必須檢查,寫給上級司法機關和檢察機關的除外。這樣一來,受刑人實際能夠獲得并行使的權利必然要少于法定應當行使的權利,這是一個“實然"的狀況:“即受刑人雖然具有權利能力,卻沒有相應的行為能力,這些權利只能停留在應有的權利狀態,等待具備行為能力條件時方能轉化為現實權利”。16

《俄羅斯聯邦刑事執行法典》第十六章節的剝奪自由刑在不同種類勞動改造機構的執行分別劃分為普通管制、嚴格管制、特別管制的規定。監獄內部體制改革中,根據《俄羅斯聯邦刑事執行法典》中所提出的剝奪自由刑在不同種類勞動改造機構的執行分別劃分為普通管制、嚴格管制、特別管制的規定。是值得我國借鑒的,在我國,監獄管制的分化并不明顯,輕犯、重犯羈押在同一監區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在監區內部,分化監管體制中,我國可以從犯罪人員的文化程度、犯罪類型分別羈押,進行分化管理。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教育改造模式的基礎就是從犯罪人員能夠在服刑屆滿以后可以適應社會生活,以至于不被社會所摒棄,造成二次犯罪,改造失敗的事實。

根據《俄羅斯聯邦刑事執行法典》法律規定,俄羅斯的監獄監督主體包括:(1)俄羅斯聯邦的聯邦委員會委員、國家杜馬及聯邦各主體的國家權力機關;(2)法院;(3)檢察院;(4)上級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包括俄羅斯聯邦總統、總理以及聯邦各主體的總統和政府首腦、地方自治機關的首腦、監獄的上級機關公職人員;(5)社會團體;(6)大眾信息媒體。大眾信息媒體的代表和其他人員有權在取得監獄或其上級機關的專門許可后造訪刑罰執行機構和機關[17]。監督體系的多元化,能夠保證各種監督主體對監獄進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地監督,確保監獄的刑罰執行和監管活動依法進行,有利于保護被監禁人的合法權利。特別是社會媒體的介入,使監獄行刑完全透明化,社會和新聞輿論如同陽光,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只有讓更多的陽光照進監獄,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監獄權力的濫用,保障被監禁人的人權。新聞媒體對監獄進行監督的成功案例很多,如躲貓貓事件等監獄被監禁人非正常死亡事件被媒體報道后,很快就引起人民檢察院的重視,最后使案件真相得到查清,有關責任人員被依法依紀追究了責任。20093月互聯網上一篇舉報廣東省茂名監獄管理混亂與獄警貪腐的帖子被各網站迅速轉載后,很快便引起了廣東省有關部門的重視,廣東省檢察院和有關部門迅速組成調查組進入茂名監獄進行調查,最后依法查處了一個涉及監獄長成加增(成后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等多人的重大司法腐敗窩案[18] 

我國《監獄法》第6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監獄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依法實行監督”。人民檢察院對監獄執行活動的監督是通過派駐的方式來展開,單一的監督帶來的后果是不能得到廣泛有效落實,居然派駐,那必然要和監獄執行的管教人員有聯系,從監督角度考慮,監督的是片面的,并不能有效的防止監獄執行活動中的瑕疵。《俄羅斯聯邦刑事執行法典》中所明確的監督主體,充分的體現出了多角度地透明度,完全起到了監獄執行過程中陽光防腐的效果。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加強對監獄執法過程的監督,是防止滋生腐敗,提高刑罰執行效率,確保監獄穩定的重要途徑。在監獄行刑過程中,監督權的規范化有利于保障犯罪人員在改造過程中的合法權益,也有利于監獄管理人員在執行職務中的行為,約束“人治”行為的發生。雖然在我國已經設立了監獄派駐檢察機關的監所監督機關,但派駐的檢察機關是隸屬于當地檢察院的工作人員,建議應當把該派駐的工作人員及財政都直屬于省級檢察機關,并且健全“人大”、“媒體機構”定期對監獄的行刑過程進行巡視和走訪。關于犯罪人員處遇的制度,刑罰變更制度和過程,如減刑.假釋.保外就醫,以及其他涉及罪犯人身等權利的措施要列入刑務公開的范圍,向服刑的罪犯公開、向社會公開、向上級上管機關公開、向監督機關公開。通過刑務公開確保在監獄行刑過程中杜絕違法和腐敗行為。19只有在廣泛有效的監督下,監獄執行過程中才能有效遏制濫用權力和保障犯罪人員的合法權益。

(三)教育改造的強化

2010年司法部召開了全國監獄勞教教育改造工作會議,會議要求把主要精力、主要資源、主要時間用在教育改造工作上加強組織領導,明確提出了教育改造工作的5+1+1工作模式。監獄工作目標的重新定位,必須把教育好、改造好罪犯作為監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犯罪人員改造成守法公民是我國監獄工作的根本宗旨,教育改造作為改造中的核心位置,對改造的結果至關重要。監獄是以罪犯為主體構成的特殊小社會,由于它是亞文化物質最密集的地區,是亞文化的集散地,這種文化的積流、適應、傳承、整合及分化在這里持續地進行著。20我國監獄的行刑系統一直在沿襲建國之初的勞動改造理論所確立的模式,即高墻電網內高度濃縮的小社會,這個小社會一直備受國家重視著,如何使犯罪人員成功改造,回歸社會成為一個守法公民,成為現在的重大研究問題。監獄行刑社會化作為當代社會監獄行刑制度的發展趨勢,其實質上就是讓監獄向社會敞開一扇大門,讓社會中的教育力量介入監獄,比如社會幫教工作的介入、培訓犯罪人員職業技能、培養犯罪人員正確的價值觀。社會也相應的逐步了解監獄,讓監獄和社會有著必然性的聯系,打破監獄性的封閉性、沉悶性,也能有效地借助社會力量對犯罪人員進行教育改造,這種教育改造的目的是改變犯罪人員的冷淡、悲觀新蛋,使他們樹立自強、基金的人生態度,同時也能讓犯罪人員感受社會的溫暖,更好地認罪悔罪,消除反社會意識,從而能夠改造成功后回歸到社會,回報社會,不再犯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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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姜愛東監獄體制改革下若干重大問題研究,群眾出版社2009年版,12

[11] 羅明琦《國外罪犯勞動報酬制度及其思考借鑒》,中國監獄學刊2010年期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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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邵名正《受刑人論》,中國政法大學版社1989年版,第199頁。

[15] 20103月第五次修正的《選舉法》規定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具體還應參照198335 H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縣級以下人民代表直接選舉的若干規定》第五條來確定。

[16]徐顯明《人權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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