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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國

中國通史 | 作者:呂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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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云:“大器晚成”,一人尚然,而況一國?中華民國的建立,雖已30年,然至今仍在革命的途中,亦無怪其然了。策勵將來,端在檢討已往,我現在,且把這30年來的經過,述其大略如下:

民國的成立,雖說是由于人心的效順,然以數千年來專制的積重,說真能一朝滌除凈盡,自然是無此理的。大約當時最易為大眾所了解的,是民族革命,所以清朝立見顛覆。而袁世凱則仍有運用陰謀,圖遂其個人野心的余地。民黨當日亦知道袁世凱之不足信,但為避免戰禍,且急圖推翻清朝起見,遂亦暫時加以利用。孫中山先生辭臨時大總統之職,推薦袁世凱于參議院。于是袁世凱被舉為臨時大總統。民黨因南方的空氣較為清新,要其到南京來就職。袁世凱自然不肯來,乃嗾使京、津保定的兵嘩變。民黨乃只得聽其在北京就職。此時同盟會已改組為國民黨,自秘密的革命團體變成公開的政黨。孫中山先生知道政局暫難措手,主張國民黨退居在野的地位,而自己則專辦實業。然是時的國民黨員不能服從黨紀,不聽。二年四月八日,國會既開,國民黨議員乃欲藉國會和內閣的權力,從法律上來限制袁氏。這如何會有效?醞釀復醞釀,到底有二年七月間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先生在海外組織中華革命黨。鑒于前此以紀律不嚴而敗,所以此次以服從黨魁為重要的條件。然一時亦未能為有效的活動。而袁氏在國內,則從解散國民黨,進而停止國會議員的職務,又解散省議會,停辦地方自治,召開約法會議,擅將憲法未成以前的根本大法《臨時約法》修改為《中華民國約法》,世稱為《新約法》,而稱《臨時約法》為《舊約法》。又立參議院,令其代行立法權。共和政體,不絕如縷。至四年底,卒有偽造民意帝制自為之舉。于是護國軍起于云南。貴州、兩廣、浙江、四川、湖南,先后響應。山東、陜西境內,亦有反對帝制的軍隊。袁氏派兵攻擊,因人心不順,無效,而外交方面又不順利,乃于五年三月間下令將帝制取消,商請南方停戰。南方要求袁氏退位,奉副總統黎元洪為大總統。事勢陷于僵持。未久,袁氏逝世,黎氏代行職權,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問題乃得自然解決。然為大局之梗者,實并非袁氏一人。袁氏雖非忠貞,然當其未至潰敗決裂時,北洋系軍人,究尚有一個首領。到袁氏身敗名裂之后,野心軍人就更想乘機弄權。當南方要求袁氏退位而袁氏不肯時,江蘇將軍就主張聯合未獨立各省,公議辦法。通電說:“四省若違眾論,固當視同公敵;政府若有異議,亦當一致爭持”;這已經不成話了。后來他們又組織了一個各省區聯合會,更形成了一種非法的勢力。六年二月,因德國宣布無限制潛艇戰爭,我國與德絕交。國務總理段祺瑞進而謀對德參戰。議案被國會閣置。各省、區督軍、都統遂分呈總統和國務總理,藉口反對憲法草案,要求解散國會。黎總統旋免段祺瑞之職。安徽遂首先宣告和中央脫離關系。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奉天、黑龍江、浙江、福建等省繼之。在天津設立軍務總參謀處。通電說:“出兵各省,意在另訂根本大法,設立臨時政府和臨時議會”,這更顯然是謀叛了。黎總統無可如何,召安徽督軍張勛進京共商國是。張勛至天津,迫脅黎總統解散國會而后入。七月一日,竟挾廢帝溥儀在京復辟。黎總統走使館,令副總統馮國璋代行職權,以段祺瑞為國務總理。祺瑞誓師馬廠,十二日,克復京城。張勛所扶翼的清朝亡。流了無量數有名無名的先烈的血,然后造成的中華民國,因軍人、政客私意的交爭,而幾至于傾覆,論理,同為中華民國的人民,應該可以悔過了。然而社會現象,那有如此簡單?北方的軍人、政客,仍不能和南方合作。乃藉口于復辟之時,中華民國業經中斷,可仿民國元年之例,重行召集參議院,不知當復辟的11天中,所謂溥儀者,號令只行于一城;我們即使退一百步,承認當時督軍團中的督軍,可以受令于溥儀,而西南諸省固自在,中華民國,何嘗一日中斷來?然而這句話何從向當時的政客說起?于是云南、兩廣,當國會解散時,宣布徑行稟承元首,不受非法內閣干涉的,仍不能和北方合作。國會開非常會議于廣州,議決《軍政府組織大綱》,在《臨時約法》未恢復前,以大元帥任行政權,對外代表中華民國,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后又改為總裁制,以政務總裁7人,組織政務會議,由各部長所組織之政務院贊襄之,以行使軍政府之行政權。北方則召集參政院,修改選舉法,另行召集新國會,舉徐世昌為總統,于七年十月十日就職。中華民國遂成南北分裂之局。而南北的內部,尚不免于戰爭。九年七月,北方的吳佩孚自衡陽撤防回直隸,和段祺瑞所統率的定國軍作戰。定國軍敗,段氏退職,是為皖、直之戰。南方亦因心力不齊,總裁中如孫中山等均離粵。是年十月,以粵軍而駐扎于福建漳州的陳炯明回粵,政務總裁岑春煊等宣布取消自主。徐世昌據之,下令接收,孫中山等通電否認,回粵再開政務會議。十年四月,國會再開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大總統。于五月五日就職。陳炯明遂進兵平定廣西。

是時北方: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為副。王占元為兩湖巡閱使,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兼蒙疆經略使。湖南軍隊進攻湖北,王占元敗走。旋為吳佩孚所敗,進陷岳州,川軍東下,亦為佩孚所敗。十一年四五月間,奉軍在近畿和直軍沖突,奉軍敗退出關。孫中山本在廣西籌備北伐。是年四月間,將大本營移至韶關。陳炯明走惠州。五月,北伐軍入江西。六月,徐世昌辭職。曹錕等電黎元洪請復位。元洪復電,要求各巡閱使、督軍先釋兵柄,旋復許先行入都。撤消六年六月解散國會之令,國會再開。孫中山宣言:直系諸將,應將所部半數,先行改為工兵,余則留待與全國軍隊同時以次改編,方能飭所部罷兵。未幾,廣西粵軍回粵,圍攻總統府。孫中山走上海。歲杪,滇、桂軍在粵的及粵軍的一部分討陳。陳炯明再走惠州。十二年二月,孫中山乃再回廣州,以大元帥的名義主持政務。然滇、桂軍并不肯進取東江,在廣東方面的軍事,遂成相持之局。此時北方各督軍中,惟浙江盧永祥通電說,馮國璋代理的期限既滿就是黎元洪法定的任期告終,不肯承認黎元洪之復職為合法。東三省則自奉、直戰后,即由三省省議會公舉張作霖為聯省自治保安總司令,而以吉、黑兩省督軍為之副,不奉北京的命令。其余則悉集于直系旗幟之下。南方如陳炯明及四川省內的軍人,亦多與之相結的。直系的勢力,可謂如日中天。而禍患即起于其本身。十二年六月間,北京軍、警圍總統府索餉,黎元洪走天津,旋走南方。至十月,曹錕遂以賄選為大總統,于十月就職。同時公布憲法。浙江宣布與北京斷絕關系。云南及東三省皆通電討曹,然亦未能出兵。十三年九月,江、浙戰起,奉、直之戰繼之,直系孫傳芳自福建入浙,盧永祥敗走。北方則馮玉祥自古北口回軍,自稱國民第一軍。胡景翼、孫岳應之,稱國民第二、第三軍。吳佩孚方與張作霖相持于山海關,因后路被截,浮海溯江,南走湖北。奉軍入關,張作霖與馮玉祥相會,共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段祺瑞邀孫中山入京,共商國是。孫中山主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段祺瑞不能用。段祺瑞亦主開善后會議,先解決時局糾紛,再開國民代表會議,解決根本問題。孫中山以其所謂會議者,人民團體無一得與,誡國民黨員勿得加入。于是會商仍無結果。是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卒于北京。

是時北方張作霖為東北邊防督辦,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胡景翼督辦河南軍務善后事宜,孫岳為省長。后胡景翼卒,孫岳改為督辦陜西軍務事宜。盧永祥為蘇、皖、贛宣撫使,以奉軍南下,齊燮元走海外。直隸李景林、山東張宗昌、江蘇楊宇霆、安徽姜登選,均屬奉系人物。直系殘余勢力,惟蕭耀南仍踞湖北,孫傳芳仍據浙江,吳佩孚亦仍居雞公山。十四年十月,孫傳芳入江蘇。楊宇霆、姜登選皆退走。孫軍北上至徐州。十一月,吳佩孚亦起于漢口。奉軍駐扎關內的郭松齡出關攻張作霖,以為日本人所阻,敗死。馮玉祥攻李景林,李景林走濟南,與張宗昌合。吳佩孚初稱討奉,后又與張作霖合攻馮玉祥,馮軍撤退西北。段祺瑞出走。北方遂無復首領。大局的奠定,不得不有望于南方的北伐。

先是孫中山以八年十月,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十二年十一月,又加改組。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始開全國代表大會于廣州,將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十四年四月,國民政府平東江。還軍平定滇、桂軍之叛。廣西亦來附。改組政府為委員制。十五年一月,開全國代表第二次大會。六月,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臨時會,通過迅速北伐案。七月,克長沙。九月,下漢陽、漢口,圍武昌,至十月而下。十一月,平江西。馮玉祥之國民軍,亦以是月入陜,十二月,達潼關。東江之國民軍,先以十月入福建。明年,國民軍之在湖南者北入河南,與馮玉祥之軍合。在福建者入浙江。在江西者分江左江右兩軍,沿江而下,合浙江之兵克南京。旋因清黨事起,寧、漢分裂,至七月間乃復合作。明年,一月,再北伐。至五月入濟南,而五三慘案作。國民軍繞道德州北伐。張作霖于六月三日出關,四日,至皇姑屯,遇炸死。其子張學良繼任。至十二月九日,通電服從國民政府,而統一之業告成。

中國革命前途重要的問題,畢竟不在對內而在對外。軍閥的跋扈,看似擾亂了中國好幾十年,然這一班并無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識現代潮流的人,在今日的情勢之下,復何能為?他們的難于措置,至少是有些外交上的因素牽涉在內的。而在今日,國內既無問題之后,對外的難關,仍成為我們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所以中國既處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惡勢力,決無可以自存之理。外交上最大的壓力,來自東北方。當前清末年,曾向英、美、德、法四國借款,以改革幣制及振興東三省的實業,以新課鹽稅和東三省的煙酒、生產、消費稅為抵。因革命軍起,事未有成。至民國時代,四國銀行團加入日、俄,變為六國,旋美國又退出,變為五國,所借的款項,則變為善后大借款,這是最可痛心的事。至歐戰起,乃有日本和英國合兵攻下膠州灣之舉。日本因此而提出五號二十一條的要求。其后復因膠濟沿路的撤兵,和青島及濰縣、濟南日人所施民政的撤廢,而有《濟順高徐借款預備契約》及膠濟鐵路日方歸中、日合辦的照會,由于復文有“欣然同意”字樣,致伏巴黎和會失敗之根。其后雖有華盛頓會議的《九國公約》,列舉四原則,其第一條,即為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及行政的完整,然迄今未獲實現。自歐戰以后,德、奧、俄所訂的條約,均為平等。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努力于外交的改進。廢除不平等條約,已定有辦法。關稅業已自主。取消領事裁判權,亦已有實行之期,租借地威海衛已交還。租界亦有交還的。然在今日情勢之下,此等又都成為微末的問題。我們當前的大問題,若能得有解決,則這些都不成問題;在大問題還沒解決之前,這些又都無從說起了。在經濟上,我們非解除外力的壓迫,更無生息的余地,資源雖富,怕我們更無余瀝可沾。在文化上,我們非解除外力的壓迫,亦斷無自由發展的余地,甚致當前的意見,亦非此無以調和。總之:我們今日一切問題,都在于對外而不在于對內。

我們現在,所處的境界,誠極沉悶,卻不可無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豈有數萬萬的大族,數千年的大國、古國,而沒有前途之理?悲觀主義者流:“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我請誦近代大史學梁任公先生所譯英國大文豪拜倫的詩,以結吾書。

希臘啊!你本是平和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驕。撒芷波,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更有那德羅士、菲波士榮光常照。此地是藝文舊壘,技術中潮。祇今在否?算除卻太陽光線,萬般沒了。

馬拉頓前啊!山容縹渺。馬拉頓后啊!海門環繞。如此好河山,也應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眺。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

卅·九·一八于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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